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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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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變法不僅是一場政治變革,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和資產階級文化運動。在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著力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觀念,批判封建君權,猛烈沖擊了陳舊腐朽的酒文化。康有為超、眼福、譚嗣同的爭論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天演論》傳達的進化論思想在學術界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維新運動在反對舊學、提倡新學,批判中學、提倡西學的同時,新的思想內容,新的形勢風格,在許多思想文化領域都開創了新的局面。“詩界革命”、“文體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相機而起,形成了廣泛的文藝革新運動。戊戌維新運動具有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重要意義,依次為起點,資產階級文化大破了封建文化獨占文化陣地的局面,并逐漸發展為文化主流。

戊戌變法

清末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

相關人物

光緒帝  --  慈禧 --  康有為 --  梁啟超

戊戌變法慈禧為什么與光緒決裂:不能讓皇帝抓軍權

  戊戌變法慈禧為什么與光緒決裂最讓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緒召見新軍統袁世凱,試圖抓軍權。而慈禧也沒有閑著,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緒連下三道上諭:一、下令免去帝師翁同龢的協辦大學士及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三、任命慈禧親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掌握大權。

  6月11日為戊戌變法115周年為國而謀者為何難敵為權而爭者——

  公元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光緒帝軟禁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詔太后訓政。自此,自6月11日始,歷時103天的維新運動以失敗告終。史稱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歷代史家多認為是保守派,特別是其代表人物的慈禧太后反對新法,武力反撲,導致的戊戌變法的失敗。維新運動的主要發起者之一的超先生編寫的《戊戌政變記》即把變法失敗歸咎于保守派與慈禧太后的阻力。這種說法固然沒錯,但深究歷史細節,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

  同:都能接受洋務

  異:光緒膽小懦弱卻無父親的謹慎,慈禧洞悉人性、工于心計

  慈禧太后與清德宗光緒皇帝有三重個人關系:他們是名義上的母子;血緣關系上的姨甥;傳統親戚關系上的叔母與侄兒。光緒的生身父親醇親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就是慈禧丈夫咸豐皇帝的弟弟。而奕譞又娶了當時的懿貴妃慈禧的妹妹做福晉,生下了載湉,也就是后來的光緒帝。

  歷史記下了這樣一幕,在慈禧的親生兒子同治皇帝去世的當天晚上,在決定皇位繼承人的會議上,慈禧一錘定音,過繼時年只有四歲的載湉給咸豐皇帝和自己做兒子,并立為帝。而作為父親的奕譞當場“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一生歷經宦海沉浮的奕譞非常了解慈禧,更了解慈禧這樣做的真正目的是緊抓皇權,讓自己的兒子做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而自己非但不能父以子貴,反而會因為與皇帝的關系而很有可能成為慈禧打擊的對象。

  奕譞一生謹小慎微,對慈禧始終恭敬有加。從得知兒子繼位而暈厥這件事,可以看出奕譞的膽小懦弱,光緒則繼承了他的性格;但長于深宮,未經政治歷練的光緒卻沒有父親的謹慎。

  與之對照的是他的這位名義上的母親,歷經宮廷權斗而不倒的慈禧太后。正如哈爾濱師范大學的隋麗娟教授在《正說慈禧》系列講座中所指出的:“慈禧具有自己所獨有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計、個人至上、臨危不懼、敢作敢為。這正是專制帝王所應具備的素質!”

  清王朝吸取朱明王朝的教訓,對皇子的教育十分嚴格,刻苦讀書是每個皇子從童年起的必有之義。光緒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876年5月14日)尚不滿5周歲的光緒皇帝正式上學讀書。在光緒長達近二十年的讀書生活中,對他影響最大的當屬他的老師翁同龢。翁同龢來自世宦家族,翰林出身,學富五車,是同治帝和光緒帝的兩代帝師。他對光緒的教育沒有拘泥于四書五經之類的封建綱常名教,而是結合急劇變化的世界大勢,引入了新鮮的中外史地和激進的早期啟蒙思想家的著作方面的課程。當時清政府正積極推進洋務運動,翁同龢把相關的事務和實物都納入了皇帝的教育課程。

  需要指出的是,翁同龢添加這些課程,事先征得了慈禧的同意。在光緒的教育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慈禧務實開明的一面。

  慈禧沒有曾國藩等讀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但具有政治家天生的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執政生涯中,較少頑固的守舊,更多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這深刻影響了晚清的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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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后慈禧要斬七人 為何只有“六君子”?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以后,譚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場慷慨就義。

  他們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慈禧太后最初要處斬的不是6個人,而是7個人,那第七位君子就是當時官至二品的禮部右侍郎徐致靖。

  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靜,江蘇宜興人,思想開明,擁護革新,曾給光緒 皇帝上過有名的《人才保薦折》,保薦過康有為超、譚嗣同、張元濟等維新人士。當年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 皇帝,大肆逮捕維新派官員。徐致靖也進了監獄 。

  慈禧親筆批文立即斬決的頭一個人就是徐致靖。李鴻章與徐致靖的父親是同科進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李鴻章就想方設法救徐。他知道自己出面救徐致靖不妥,只好求慈禧的紅人 榮祿幫忙 。礙于面子, 榮祿只好向慈禧說情。不料慈禧大怒,責怪 榮祿為帝黨開脫。榮祿馬上跪地申訴說徐致靖只是個書呆子,根本不懂得新政,只是在維新派里唱昆曲、玩圍棋而已,而且在宣布維新后的3個月內,皇帝一次也沒有召見過他。

  慈禧立即派太監查詢。因宮廷規定, 皇帝召見任何人都要有記載,一查便知。太監核查后回報說:3個月內 皇帝確實沒有召見過徐致靖。這下慈禧稍有轉色,再加之 榮祿是她最寵之人,慈禧就改判徐致靖為“監候”(即死緩) 。

  徐致靖大難不死,“戊戌七君子”變為“六君子”。徐致靖出獄后,一直居住在杭州,改名徐僅叟,意思是“六君子”被害,刀下僅存的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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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時間是哪年?戊戌變法共持續了多少天

  戊戌變法時間是哪年?戊戌變法共持續了多少天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為超為主要領導人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戊戌變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臺,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人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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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時間背景簡介 戊戌變法主要內容是什么?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為超為主要領導人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戊戌變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臺,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人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一、戊戌變法背景

  國際局勢

  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并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后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后,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后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范。

  國內局勢

  社會背景

  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后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范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于受到種種限制,并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并不能救中國。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后,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嚴復認為要挽救中國,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侶“西學”。他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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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失敗原因及教訓 戊戌變法為什么會失敗

  百日維新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改革運動。其失敗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變法的思想準備不充分。變法理論沒被國人完全接受,因而缺乏指導作用,缺乏說服力;對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夠得力,變法力量單薄,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礎;變法領導者對變法的復雜性認識不足。第二,行動上操之過急,急于求成;改革方式過于激進,沒能團結大多數,打擊面過大;不僅沒能分化瓦解封建勢力,而且在各方面孤立了自己;脫離實際,采取超前行為,激化了矛質。

  1898年的百日維新曾給黑暗封建專制的中國帶來一線曙光,然而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終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結束。其失敗原因,論者頗多,或不能徹底反帝反封建,或力量對比過于懸殊,或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或改良道路走不通等。本文著重從變法者自身的能力、素質,有無領導改革的雄才大略等方面去探討變法的失敗,認為變法者的急于求成,理論準備的不足,變法行動的冒進,策略措施的失當等是導致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

  一、變法的思想準備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涉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利益的社會變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襲讀,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變法就必須喚醒各階層人士,動員起浩浩蕩蕩的變法大軍,但是戊戌變法的思想準備卻不充分,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革新思潮。

  1.變法理論缺乏說服力

  任何社會變革,都必須有進步理論為指導,并且只有在這一理論為人們所接受的條件下才能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維新派變法的理論依據主要體現在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舊,后者則在立新。這兩部著作對傳統儒學可謂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猶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風”,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動。康有為借用孔子的權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號,其本意是想減小變法的阻力,但其結果卻適得其反。首先,康氏學說遭到頑固派的強烈抵制。他們奉“古文經學”為立身之本,視康梁學說為洪水猛獸,攻擊康梁是“偽六籍而滅圣經,托改制而亂成憲,伸民權而無君上,實屬士林敗類”。

  其次,洋務派也反對。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攻擊康梁“邪說暴行,橫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數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維新派的帝黨官僚對此學說也是持否定態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論對正統思想的大膽沖擊,如石破天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變法而言,康有為的學說混淆了學術與政治。“偽經考”對傳統儒學作全面挑戰,“改制考”也缺乏歷史依據,難以使人服,反而引起太多的爭論、混淆和疑懼,使知識分子處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給頑固派鎮壓變法授以“亂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學說的負面影響超過了正面影響。

  2.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力量動員得充分與否,關系到變法的成敗。日本明治維新前,其維新派在封建統治薄弱的地區進行了長期的滲透和思想蒙。到幕府末期,農民、市民、新興地主資產階級、高利貸主、下級武士從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的立場出發,強烈要求改革舊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條件。

  中國從維新思潮興起到光緒帝頒布變法詔書,維新思想激蕩華夏約有40年光景,但這在思想史的長河中僅是滄海一粟。促成變法的直接動力是高昂的“情緒”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為等在由甲午戰敗引發亡國滅種的危機之時,以高度的愛國熱誠,上書呼吁請求變法,同時還組織學會,創辦刊物,宣傳維新思想,在知識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運動。但阻力相當大,不少刊物、學會時起時滅,其影響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維新思想尚未廣泛傳播并為人們所接受。百日維新前夕的思想界,變法派只占少數,較多的是守舊派,極大多數的是中立派。據嚴復估計,維新黨與守舊學派是一與千之比,即使號稱全國最有朝氣的湖南省,守舊勢力也相當大,更何況其它各省。當時為數不多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對變法并不熱心,他們缺乏敢于抗爭的獨立性格,沒有全力支持、保護自己的代言人維新派。變法思想不僅遭到守舊派、古文經學派的強烈反對,同時變法活動沒有西洋留學生直接參與,又缺乏實力派人物張之洞、李鴻章等的有力協調與合作,康梁可說是孤軍奮戰。

  至于廣大民眾階層,基本上是游離于政治生活之外。維新派居高臨下的英雄史觀使他們沒能深人民眾進行“開民智”的啟蒙工作,一般百姓依舊被守舊主義的迷霧所籠罩。他們并不了解維新派的主張,更無從理解維新者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維新變法之際,正值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不斷高漲,反洋教運動、義和團運動蓬勃興起。由于列強人侵的深人,民眾的反侵略斗爭不可避免地帶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緒。此時甲午戰爭才結束3年,戰爭的創傷尚未彌合,維新派居然不顧民眾的民族情感,稱贊發動甲午戰爭的的禍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勛,盛情邀請他訪華,積極促成光緒帝召見他,視他為中國維新變法的救星。

  維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幫助中國變法的行為與民眾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為這場學習西方的進步運動增添了障礙。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并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么現實利益,所有的變法措施沒有一項涉及到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一些新政措施甚至還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維新派沒能啟蒙民眾,老百姓很難理解反帝反侵略與學西方救亡圖存之間的關系,他們與維新派之間隔膜很深,對變法表現冷漠。

  可見戊戌時期,無論是思想界、士大夫階層還是廣大民眾階層,維新派對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極不充分,變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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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意義及影響是什么?如何正確評價戊戌變法

  為什么說戊戌變法是失敗的?

  維新變法終究還是為了維持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不能從根本上拯救中國,而且沒有認識到武裝力量的重要,也不適合中國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失敗是歷史的必然性。而且維新變法的領導者沒有團結廣大人民群眾,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本質,而且即使沒有袁世凱的告密變法也不會成功,并且當時的變法領導者依靠的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并且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根本不能執行變法,再加上當時的殖民者也干涉這次變法,導致最后變法的失敗, 所以說這場變法是“一次失敗了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變法雖然失敗,但其進步性、積極作用不可抹煞。

  維新變法對近代中國帶來了哪些影響?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是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后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后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第一,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丑和約》后,慈禧太后下令實行新政,其內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咨政院、咨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出了當年維新變法的內容。

  第二,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戊戌政變失敗后,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

  第三,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1)、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人們普遍認為,不變沒有出路,變是古今通理,中國還應該大變、全變。

  (2)、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維新派只敢講“民權”,承認人民有參與管理政治的權利,但是不敢講“民主”,不肯承認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戊戌維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發展起來了。

  (3)激起了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戊戌維新失敗后,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

  第四,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戊戌維新后,新式文化事業勃興,國內出現辦學熱,創辦新式報刊熱,出版新書熱。戊戌時期,維新派為了對人民進行“蒙”,曾提倡白話文和“小說界革命”。維新運動失敗后,白話報刊更多出現,白話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說界革命”外,維新派繼續倡導“詩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學革命”。這些,都開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河。所以,嚴格地說,中國現代的新文化運動是從戊戌時期開始的。

  第五,它是一次政治改革運動,也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思想解放運動。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希望通過變法使中國走向強大,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同時也是資產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符合歷史發展趨勢。更也是近代中國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資產階級接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戊戌變法作為中國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積極有益的嘗試,中國人民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一個驛站,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歷時短暫,卻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和教訓,深入分析其失敗原因對于我們今天的改革事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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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成功與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戊戌變法明治維新都發生在亞洲兩個毗鄰的國家。但是歷史證明了日本與中國取得截然不同的結果。日本成功變法了,而中國卻徹底失敗了!為什么日本能成功,中國卻不能成功。原因都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人民思想、變法方式與內容等等因素決定著中國的失敗、日本的成功!

  從變法的社會制度看,中國變法前,中國是傳統的封建統治制度的社會,而且經過1840年的鴉片戰爭的戰敗。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的政權發展體系是“中央集權”的發展方式!清末,制度已經是整個王朝集權頂峰時期,皇權已經滲入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社會制度的管理者能動用的權力極少。變法意味著改變中央集權體系,挑戰中央集權系統,肯定會危及王權。傳統的中國王朝不允許這樣的局面出現。變法的絆腳石無形中,在中國變得更加大!自古以來,變法是大多都得流血,而中國采取妥協的態度,希望可以不動用武力解決。變法又沒能得到大眾人心的擁護。只是變法者的覺悟,一意孤行而已!這個變法方式就個變法失敗早早埋下種子。

  在日本,同是封建的體制下的社會變革,但是日本變法變得徹底。使日本邁向現代化與西方化,逐步跟上世界的大潮流,隨后,歷史證明,超越世界的列強潮流,走在世界前列。一躍變成世界的強國,使得日本能夠有資本為對外侵略,小小的島國,參加世界大戰,呼風喚雨,掀起世界瓜分狂潮。這些種種成果都是一場叛亂變法革命帶來的。日本徹底變法,明智地剔除了對日本社會前進的消極因素,把舊的封建秩序毀滅。然后,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實行大變革。此后,明治政府實施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富國強兵,就是改革軍警制度,創辦軍火工業,實行征兵制,建立新式軍隊和警察制度,它是立國之本;殖產興業,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方法,大力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文明開化,學習西方文明,發展現代教育,提高國民知識水平,培養現代化人才。

  在思想方面,中國人長時間閉關鎖國在封建體系下影響著人民對世界的認識。人民被種種的封建思想束縛著,而且封建體系下,長時間學習這被封建所需要的被統治思想,腐蝕著人對世界的認識,當炮火打到家門口,很多人還在乞求上天保佑,有多少個人能拿起刀自主參加戰斗,地大物博的中國,只要大家都能自主團結起來,也許中國今天將更加燦爛!那時資本主義來到中國,中國人還不知那是什么!當我們自己制造的火藥被奇怪應用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落后!不是中國人愚蠢,我們有四大發明足證明我們是偉大的民族,但是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一朝比一朝被統治者腐蝕的更深。一直我們忘記了進步!資本主義來到中國,國民沒有與資本主義相合適的思想來配合統治者的統治。資本主義意識在中國很辛苦。

  在日本,日本人崇尚的是“武士“精神,一直都被國民接受,對服從是以死明決心!雖然他們的思想也是當時時代的產物,日本人把它變成他們所需要的思想領導工具領導國家人民在戰火紛飛的時代尋找強大富強。有明智的領導者與覺悟的領導人,日本國家發展就相對障礙就少了思想的觀念改變的難度。日本人的社會變革條件相對比較成熟。

  中國缺少能夠讓當時社會變革的領航者,沒有明智的領導人敢站出來以武力挑戰當時的社會制度!沒有人能夠整合當時的封建制度現代化去發展強大富強,康有為是個歷史上的失敗的嘗試者。但是對中國的發展發揮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影響著后面的不斷前進與進步。

  在變法內容上,戊戌變法的內容:在政治方面,告誡廷臣舍舊圖新,力行新政,鼓勵官紳市民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隔;諭令各省督撫舉薦通達時務的新政人才;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取消旗人

  由國家供養的特權,準許自謀生計。這個政策影響著封建王朝王族眾多人的利益,沒有用拳頭的對話,難以服眾人,反對聲浪一浪比一浪強,只是改良派的一意孤行,不得權力者的支持;在經濟方面,京師設立鐵路礦務局和農工商總局,保護農工商業的發展;提倡私人開辦工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創辦國家銀行;獎勵創造發明;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決算;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在軍事方面,裁撤綠營,精練陸軍,改習洋操;實行征兵制;添設海軍。在文化教育方面,開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兼習中西文科;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經濟特科;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準許設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游歷。在教育方面,戊戌變法作出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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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中改革者自身有哪些失誤?

  古今變法,都一定會觸及既得利益。因此一定會遭到依靠舊制度不合理之處尋租的既得利益者反對。如果改革者的策略不對,也有可能遭到不是依靠尋租、而是依靠公平競爭獲得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尋租和非尋租既得利益者的聯合反對,很有可能導致改革的失敗。歷史不可能重演,但是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我國今天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有必要回顧一下當年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以為今鑒。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已經有很多人分析過。通常的說法都是歸于慈禧為首的保守勢力的反對,袁世凱的告密等。但對于改革者自身的失誤分析比較少。象戊戌變法這樣在民族危亡時刻展開的全面改革,有反對者是很正常的。改革的成敗,關鍵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夠因勢利導。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改革者自身有哪些失誤。

  其一,變法沒有頂層設計,事情想得太簡單、太急于求成了。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一生僅僅面見過一次光緒帝。光緒帝向其抱怨反對勢力強大,自己沒權等。康有為對光緒帝強調三點。一是堅定變法決心,必須變法,全變,大變,不能枝節之變。二是變法的美妙前景,“泰西(注1)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以皇上之圣,圖自強,在于反掌間耳”。三是針對皇上無權的情況,“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對于中國社會的小農經濟結構、缺乏商法、民法的傳統(注2),對于如何建立改革的統一戰線和依靠力量,如何用增量帶動存量改革,改革的分步展開都沒有冷靜的思考和系統的設計,沒有建設性的意見。改革是改錯,一般不到生死攸關的絕望關頭,政治勢力沒有斷然改革的勇氣,但面臨絕境的改革卻為改革布下了地雷陣和萬丈懸崖的陷阱。改革的絕境環境,使得改革的主導者不能犯大錯。一旦稍有失誤,反對者就將以失誤作為攻訐的口實,觀望者卻以之為退縮的砝碼,改革者也難確保自己的心。這時刻,不僅需要康有為鼓勵光緒帝壯士斷腕。更需要以其為首的維新派妥善安排全局、步步理性的謀篇布局、通盤規劃;還要有吸納各股勢力、化干戈為玉帛、杜絕兄弟鬩墻的內部損耗的胸襟與氣魄。但是客觀地說,這些必要的功課維新派并沒有做。自公歷1898年6月11日發布《定國是詔書》,百日維新期間共計發布變法詔令184條,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對此,時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指出:“他們把足夠的東西不顧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個月之內,都填塞給它吃了。”當時大部分地方對于光緒帝的政令都沒有忠實執行。但是就連忠實執行皇帝政令的湖南省都跟不上變法的步伐。

光緒帝

  其二,不懂得建立改革的統一戰線。以光緒和慈禧的關系處理為例,當時的權力結構是帝—后結構,光緒雖然是合法的皇帝,但他不僅僅是沒有實權,關鍵是沒有政治斗爭經驗;慈禧雖然已經歸政,但她是個政治女強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難受,朝中大臣多是她的親信,實權實際上是掌握在慈禧手中。不管維新派是否愿意,這就是現實。光緒如果能夠承認現實,處理好與慈禧的關系,利用慈禧的政治經驗和在大臣中的威望,實際上可以增加變法的勝算。在1897年11月德國占領膠州灣后,光緒痛哭流涕,慈禧曾安慰皇帝說:“茍可致富強者,爾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在爭取慈禧支持變法之前,按理應該母子倆互相敞開談一下,取得彼此的諒解和支持,也適當地寬慰慈禧歸政后感覺被冷落的心理(注3)。但光緒很不策略地請慶親王奕劻轉述住在頤和園的慈禧,“如太后不同意變法,我愿退讓此位,不敢做亡國之君”。當時國家危機重重,光緒這樣說實際上是在以撂挑子為要挾,激化矛盾。慈禧惡狠狠地說:“由他去辦,事辦不出模樣,再說。”這實際上是把慈禧推到了變法的對立面。以致變法開始第5天,慈禧就命寵臣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掌握京津一帶兵權;規定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須向皇太后上折謝恩;將帝黨核心人物、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削職為民。事實上慈禧要的是權,并不是反對變法圖強。在親手扼殺了戊戌變法后的兩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頒布新政上諭,清末新政在慈禧親自推動下動。但可惜的是由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制改革的窗口期已經過去,民主共和的大幕已經拉開,這是后話(注4)。

  其三,康梁與光緒主導的維新事業除繼承洋務實業改革外,更強調體制的變化,這是對的。但維新事業的體制變革,重在除舊而非創新,重在存量而不是增量,或因為時間的關系未能充分展開。但維新大刀闊斧式的除舊改革,一下子觸犯了社會各階層太多的既得利益。如裁官、裁軍;滿人自謀出路;廢八股,改策論等。“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余處,連帶關系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摘自《夢蕉亭雜記》)。再拿科舉考試廢八股來說,自明代以來就一直有此論。但不見得在變法伊始就做。康梁將其作為重要改革措施,曾激發上下憤怒。趕考的士子們應該都是當時社會上有學問、有地位的人,是依靠苦讀書公平競爭出來的非尋租既得利益者,應該是變法所應爭取的主要支持群體之一,但由于這項改革侵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士子們曾手拿大棒圍在梁啟超家門口,聲稱要打斷梁的狗腿。

  其四,沒有扎實建立改革的依靠力量。戊戌變法的維新勢力僅以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為核心,依靠沒有實權的皇帝,聯合少數官僚。既沒有基地,也無兵權、財權,“與守舊黨比,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因此,守舊勢力一反撲,維新勢力頃刻瓦解。而東鄰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時,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抬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廣大農民和市民也積極參加和支持反幕武裝,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翻了幕府舊政權。

  其五,私心太重。欲借外國之力,達到一己之私。據《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年 “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后可以大會于各省。”由康有為起草,以掌印御史宋伯魯名義向皇帝上書的奏章說得更加詳細:“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御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我宗社。”(注5)此等亡國之策,其荒唐程度,已無需多言。康有為之所以如鬼迷心竅般積極推進此事,乃在于幻想借外力擠入核心決策層。之前,他已先后嘗試通過“開制度局”、“開懋勤殿”等手段來架空朝廷既有的軍機處、六部衙門以及地方督撫臬司,但均告失敗。

  綜上所述,戊戌變法的失敗,主要還是維新派自身沒有練好內功,私心太重。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愿當今的改革者們汲取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謹慎地規劃改革路線圖,建立改革的依靠力量和統一戰線,堅持發展增量并以增量漸進地帶動存量調整(注6),大家一起努力,為中華改革航船順利度過改革深水區而奮斗!

  注1:舊泛指西方國家,一般指歐美各國。

  注2:丁曉良,中國落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793a501019lj7.html

  注3:有個故事,講的是有一天榮祿去頤和園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榮祿就乘機拍馬屁,說老佛爺的花扎得真好啊。這時西太后長嘆一聲:“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這話說得很無奈,可見她非常地落寞惆悵。

  注4:丁曉良,為什么說改革有窗口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793a501018nk4.html

  注5:《請速簡重臣結連與國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康有為代宋伯魯作),《戊戌變法檔案史料》,P170。

  注6:丁曉良,中國由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的方式可持續嗎?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793a50101811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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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戊戌維新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到表維新派領導的愛國救亡運動。維新派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高舉救亡圖存的旗幟,要求改革封建的社會制度,發展資本主義,是中國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他們的政治事件和思想理論,不僅貫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而且順應了中國近代歷史法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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