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傳承千年,為什么元朝不推崇儒家?

  今天趣歷史小編給大家帶來為什么元朝不推崇儒家?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學漸成為中國重要的官方思想。至宋代儒家思想更是登峰造極,飽讀詩書的儒生通過科舉成為朝堂中堅,孔圣人也成了至圣文宣王。以儒治天下的法則也被后世明清所承襲,深刻影響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

  馬克思曾說:“落后民族征服先進民族,最終被先進民族的先進文化所征服。”北方游牧漁獵民族入主中原后,都吸取中原地區相對先進的文化制度,從早期的北魏孝武帝移風易俗,到后面的遼金清代皆是如此。元代入主中原后也勸農桑,廢世侯,用漢法,定年號。但是元吸取中原文明的程度,卻不及北魏遼金和清。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儒家思想沒有占據統治地位。

  那么儒學在蒙元的地位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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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孛兒只斤·鐵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 成吉思汗

  元儒地位

  第一,蒙元在政治上有限度地采用了儒生的建議。

  成吉思汗攻占中都之后,收得耶律楚材兼備顧問。窩闊臺即位后,定課稅,清戶籍。忽必烈開幕金蓮川,任用儒士,大幅度地進行改革。但是,這些改革是有限度的是“附會漢法”,“外漢內蒙”。元科舉時廢時有,實權官中儒士不多,朝廷雖也祭孔,但皇帝從來參加。

  第二,儒學被當成宗教一般管理。

  元儒自嘲:“十儒九丐。”其實為牢騷話。元人設儒戶,儒戶田賦多有優免。地方至中央設置官學,由儒生做教官,從事儒學的管理與教學,朝廷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先師。

  這種管理儒學的方式同管理佛道回耶等宗教差不多。元代對天主教神父(也里可溫)、伊斯蘭教阿訇(達失蠻)以及和尚道士也實行減稅政策,也在全國設置相關機構任命教職人員為官僚進行管理。佛教在中央有宣政院,地方設有僧錄、僧綱等司;道教設集賢院,地方有提舉、都道錄等官;天主教設有崇福司,同是自上而下一套類似系統;皆可與儒學教官對等比照。這其實是成吉思汗“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宗的規矩”兼容并包思想的具體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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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那么元朝為什么不如同宋金明清那樣以儒治國呢?這是元史研究中間的一熱點,各個專家學者都就此展開過研究,以下介紹幾種較為公認的觀點。

  元朝建國形勢特殊,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

  蒙元帝國不同于其他的少數民族王朝,他有著獨一無二的建國形勢:

  其一,蒙元是唯一一個在牢固控制了塞北之后,再南下完成對中原農耕地區征服的帝國。

  先前的拓拔鮮卑進入中原前,只不過占據代北一角,建立北魏后,北面還面對同是鮮卑人的柔然汗國的威脅;契丹建遼之前,只游牧在西拉木倫河、大興安嶺一帶。金崛起于東北,對草原只是羈縻,統治很不穩固。清代到康熙時喀爾喀蒙古才歸附,乾隆時才消滅準格爾汗國。

  其二,蒙元在進入中原之前,是純粹的游牧文明,很少和中原文化接觸。

  北魏和契丹都長期附塞而住,很早就接觸了漢文化。女真最早為漁獵文明,并非游牧,并有粗放的種植業,后金努爾哈赤熟讀三國,做過李成梁的干兒子,皇太極時就仿照中原定立官制,在經濟上,入關前的女真(滿族)就有了大量的農耕莊園。

  在這兩點因素的作用下,蒙元有著強烈草原游牧本位思想,從成吉思汗到蒙哥,“視居庸關以北為內地”,而中原卻是“南方邊疆”,通過漢世侯進行間接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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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忽必烈出行圖

  忽必烈建元以后,統治中心南移,但是以草原為本位的強大思想慣性難以扭轉。祖先輝煌的功業,使得后人對祖宗之制十分的自信,“本朝舊法同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遵用漢法,其故如何?”漠北長期的本位經營,也形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草原舊制,分封宗親功臣,大汗通過賞賜換取封臣的支持,元武宗時,一年封賞合鈔八百二十萬錠,相當兩年財政收入。利益集團絕不會放棄自己嘴邊的肥肉:忽必烈改革,漠北西北諸王集體叛變。元英宗登基后,銳意更新,削減賜鈔,結果死于軍事政變。

  總之,獨特的建國形勢,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并催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儒學的背后是漢代文人士大夫,他們在草原勛貴面前顯然處于弱勢,儒道不興,自然在情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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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元 版圖

  元朝幅員遼闊,文化多元

  蒙古鐵蹄踏遍半個世界,建立了空前大帝國,接觸的思想文化也空前多元。這與遼金等朝所接觸的先進文明僅漢文化一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只是漢文化中的一種,蒙古接觸的又不僅是漢文化,在多元體系下,自然很難獨尊儒術。

  在成吉思汗前,基督教聶斯脫里派(景教)就傳入草原,克烈部,乃蠻部就信奉景教,忽必烈的母親就是景教徒。元定宗貴由汗的親信就有很多基督徒,“自幼就是基督徒的合答黑曾在貴由身邊擔任太傅一職,使他的性格深受影響”“世界上所有各個角落的神父和修道士都到他的宮殿里來。”入元之后,基督教更是大行其道,羅馬傳教士約翰-孟貼-科爾維若一人在大都就給6000人施過洗。

  全真丘處機曾隨成吉思汗西征,頗得大汗歡心,道教在蒙元也十分盛行,“教門宏闡,前所未有”,乃至“毀西京夫子廟為文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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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八思巴(意為圣者;1235年-1280年),又譯八合思巴

  對元代政治影響最大的還是藏傳佛教和阿拉伯文化。1253年八思巴受詔覲見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冊封為帝師,藏傳佛教取得了類似國教地位。帝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遵信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帝師弟子,司徒,司空,國公者,前后相望。”

  蒙古征服中亞和中東,大量穆斯林涌入中原,成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色目人)尤多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域區縣邑,必居其精要,專其膏腴。”擅于經商理財,掌握科技文化知識的色目人,被蒙元統治者所重用,元代全國各地各級官員中色目人就占大半。元成宗元貞元年,中書省執宰12人中,色目人就占了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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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元代官制簡表

  儒學“重義輕利”,不完全切合統治者需要

  忽必烈重用劉秉忠、姚樞、郝經等藩邸儒臣,建元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此時中原殘破凋敝、經濟蕭條,行用儒法、勸農桑,立綱紀,能夠強化集權,促進生產,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但過后不久,儒法就在和回回法的斗爭中敗下陣來。

  元代財政壓力很大,“素無積儲,何以供億”,中書平章色目人阿合馬通過增發鈔票、官營礦鹽、放高利貸、鉤考官員等辦法,給朝廷創造了大量收入。但儒臣對此頗為反感。儒家思想到了宋代發展成理學,主張“重義輕利”,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德者本也,財者沒也”。阿合馬理財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小人也。”但儒生的說教在色目人帶來的真金白銀前毫無吸引力。理學家許衡曾在朝堂怒斥阿合馬,也為大汗所不喜,最后罷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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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孛兒只斤·愛猷識理答臘(即:元昭宗),書法

  后阿合馬被“義士”刺殺。太子真金預政,朝廷又開始重用儒生。但新政兩年,鈔票貶值三倍,財政也近崩潰,“無以付世祖裕國富民之策”忽必烈又罷黜儒臣,復用回回法。

  阿合馬貪污腐敗、搜刮太甚,儒士以義理之道反擊,有為民請命之義。但儒士空談心性者多,經世致用者少,面對嚴峻經濟形勢,拿不切實可行的辦法,使得儒道不能長久實行。

  此外,在統治者面前,儒生高談闊論,講循天理滅人欲,遠不及喇嘛們的藏密有吸引力,元昭宗說:“李先生教我儒書好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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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_ 《周禮》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

  結尾

  蒙元一朝,在各種原因的作用下,未沿襲北宋以儒治國那套,顯得有些與眾不同。這在一方面,體現出元朝在思想文化上開放和包容,元可謂是自唐以后中國最為自由繁榮的朝廷;另外一方面使得元未能很好地融入中原文化,籠絡儒士階層,造成制度混亂,民族矛盾尖銳,導致了國祚的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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